问：对于“近代西方中国图像学中的华南海疆研究”课题，您的研究灵感是什么？

答：我在硕士阶段的时候就对文化研究和视觉研究产生了强烈兴趣。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一领域“触角广阔”，大有可为，但要开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就必须在一个具体的生产、流通的场域中将视觉材料“历史化”，并立足于此，来讨论和回应更广泛的文化史、艺术史、社会史等相关问题。因此，在写博士论文时，我选择以1860至1911年间外国旅华摄影师在中国的摄影作品为研究对象。不过，我舍弃了传统的艺术史、摄影史考察取径，致力于讨论同一批照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与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当代中国这两个不同的社会语境和时段中的具体运用方式，以分析视觉再现、历史叙述、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讨论“民族”、“革命”、“中国”等概念如何被摄影再现和塑造。这种跨学科的视角，可以在“双时轨”的对比结构中为晚清视觉文化研究打开新的探讨空间。

博士论文给了我系统考察图像与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机会，也为我提供了相应的思考和写作训练。本次我的广东省哲学社科研究课题就是从这样的积累中生发出来的，也是我自己这些年研究兴趣生长的结果。

问：作为教授通识教育的老师，您会和同学们分享哪些研究经验，如何引导、帮助对文化研究课题感兴趣的同学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

答：我在港中大（深圳）开设了两门通识课，不论是课程讨论的题目还是具体教授的内容，都贯彻着自己的学术训练、研究经验和学术旨趣。我主讲的其中一门名叫“视觉中国：从1860到2010”的课程更加鲜明地体现了我的研究兴趣：以各种视觉材料来讨论中国从19世纪中叶至当下的文化史。但课堂毕竟不是研究经验分享会，因此不管是介绍方法论还是提供问题视角，可能对同学而言更多地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我每年都会担任“暑期社会实践”的导师，指导一些学生项目组进行实际的研究和考察。相较于课堂，社会实践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帮助同学进行研究。同学们通过与我的讨论、与组员的配合与实操，来得到更加具体和深入的学习机会，更能深入理解理论与现实、抽象与具象之间的复杂关系。

问：关于学术研究，你有哪些想跟同学/我们分享的呢？

答：我想谈谈自己的老本行——文化研究。一方面，这个学科新生不久，生气勃勃；另一方面，它似乎又无所不包，但又大而无当。不过对我而言，文化研究是一个在讨论议题上庞杂，学术旨趣却相对固定的学科：一方面，它研究和讨论的对象是复数的，可以是主体性与身份政治，族群关系与国族建设、性别议题、各种视觉再现问题，甚至是空间的性质和生产方式；而因应着这些多元的文化议题，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是跨越传统学科界限的，多种学科的理论资源的都可以建构其分析和批评框架。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带着强烈的政治批判精神，具有“实践的品格，政治学的旨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的特点”，因此它不喜做“不及物”式的空谈，而往往是非常“接地气”的，有着热烈的现实关怀。这些年来，作为一个以讨论“文化”为业的学人，我在学术训练中得到了一种思维方法的锻造：从单维到多维，从平面向纵深。但如何跳出自己经验和眼界的窄门，开拓自己的议题与社会的连接，剖析其复杂性，不仅是我，也是每个有志于此的人所要面对的功课。

与此同时，文化研究毕竟是一门人文学科，它对你的训练将塑造你看待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人文学科呼唤和依靠感受，但同时，它也需要抽象和理性：我们通过人文学科的训练，来观察、发现和提出问题，建构起一个深入的考察框架寻求解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锻炼着自己的观察能力和共情能力；而在整理和呈现自己的思考时，我们需要面对观点，逻辑，以及经验材料之间的协调，也需要时时拷问观察、理解和共情的边界。这种不断的建构、质疑和推翻带来及其有趣的成长，将帮助你成为一个更深刻、更准确、更自省、更有洞察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