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不能简单地用先进与落后来考量的。”王教授首先着重阐释了这一观点。在近现代，我们常常盲目地给中国文化贴上传统，甚至落后的标签。王教授指出，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因为农业文明在与工业文明的竞争中处于完全下风，导致了中国文化受到了许多虚妄的指责。然而，文化的概念是宽泛的，文化内部也必定是存在糟粕与精华的，用先进与落后对文化进行简单的判断，是一种极为不负责任的态度。

随后，王教授提出了“理论批判”和“政治批判”的概念，前者侧重于学术上严谨的研究，而后者侧重于某种概念被运用到社会中产生的影响。在从前者到后者的过程中，一个概念难免被断章取义甚至曲解。五四后对中国文化过度的“政治批判”使人们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误解。他举了”存天理，灭人欲“一例证明他的观点。我们往往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将其定为儒家束缚人性的证据。然而结合上下文，朱熹并不反对“饮食男女”这种基本的人性，他对“人欲”的定义更加侧重于过度消费的概念，同时所谓“天理”中的“天”其实取的是“自然发生的”这一意思。王教授提出观点后总能用严密的文献论据作为支撑，体现了学者治学严谨的态度。

为了帮助同学们真正地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智慧，王教授接下来阐述了中国的概念。最早的关于中国的概念来自于《战国策》中的“华夏”一词。“有章服之美”是为华，“有礼仪之大”是为夏。而在地理上，中国的概念则有“中国在内，夷狄在外”，“五星生东方利中国“等，凝聚着先民朴素的智慧。宋朝提出的中国论则把礼仪作为重要标准，认为中国与夷狄的区分在于礼仪，否则中国与夷狄别无二致。

王守常教授  

最后，王教授谈及中国智慧。中国文化强调智与德的关系，认为要“道在术中，以道御术”，即智慧的运用必须要在道德标准的指引下。《三十六计》与《孙子兵法》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后者脱离了道的范畴而使得智慧变成了奸诈。中国智慧的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中庸，过犹不及，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个度。中庸还强调“扣其两端而持中”，即陷入矛盾时，采取第三个角度看问题，往往能得出更为理性的判断。而在具体的行事过程中要学会“权变”，正如虽然“男女授受不亲之为大礼”，但在落水救人的过程中这一原则却完全可以被抛在一旁。细细探索，中国智慧无穷无尽，譬如“礼之用，和为贵”中“和”的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受到联合国大力推崇的理念等等。

人文社科院长顾阳教授为王守常教授颁发”中国文化大讲堂“纪念牌

王教授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为同学们展示了中国智慧的魅力，引领着同学们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一次全新的反思与探索，给同学们上了精彩的一课。

文字：虞恒力

图片：李博睿